国籍：中国 职业：演艺;作曲家; 姓名：杨立青 代表作品：声乐套曲《唐诗四首》、交响叙事曲《乌江恨》、管弦乐《节日序曲》、交响舞剧《无字碑》(与陆培合作)、二胡与乐队《悲歌》、《荒漠暮色》、电影《红樱桃》音乐、五重奏《思》等。 简介：杨立青（1942-2013），作曲家，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本科，1970年）、上海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硕士研究生，1980年）及联邦德国汉诺威高等音乐学校（钢琴硕士、作曲博士研究生，1983年）。2013年6月10日15时17分，杨立青教授因罹患肺癌，医治无效在上海瑞金医院逝世，享年71岁。\n曾任职位\n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1996年4月-2000年11月）\n上海音乐学院院长（2000年11月-2009年2月）\n奥地利萨尔茨堡莫扎特音乐学院客座教授（1990年）\n美国康奈尔大学驻校访问教授（1995年）\n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暨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和对外联络委员会委员\n中国艺术教育促进会副会长\n上海市文联委员\n上海音乐家协会副主席\n上海现代音乐学会会长\n上海市第3届学位委员会委员\n上海欧美同学会常务理事暨文化艺术分会会长\n东亚细亚作曲家联会副主席\n新加坡国立音乐学院顾问及新加坡华乐团艺术咨询团成员等\n主要作品\n杨立青多年来从事音乐创作及现代作曲技法、管弦乐配器技法的研究。\n主要论著\n《梅西安作曲技法初探》、《管弦乐配器风格的历史演变概述》、《管弦乐配器法教程》、《西方后现代主义音乐思潮简述》等。\n主要音乐作品\n有声乐套曲《唐诗四首》、《洛尔迦诗三首》、交响叙事曲《乌江恨》、管弦乐《忆》、《节日序曲》、交响舞剧《无字碑》（与陆培合作）、二胡与乐队《悲歌》、《荒漠暮色》、电影《红樱桃》音乐、五重奏《思》等，由包括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中国爱乐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上海乐团，上海广播交响乐团，上海音乐学院管弦乐队，中国音乐学院华夏乐团及联邦德国汉诺威新音乐团，西南德广播交响乐团，（德国）匈牙利爱乐交响乐团，挪威斯特万格交响乐团、墨西哥国家交响乐团、日本名古屋交响乐团，神奈川爱乐交响乐团，新加坡国家交响乐团，韩国汉城爱乐交响乐团，中国香港中乐团在内的中外音乐表演团体多次公演于中国及美，英，法，德，奥，挪威，墨西哥、日，韩，新加坡等国，入选汉诺威新音乐节（德国），里昂现代音乐节（法国），阿斯派克特现代音乐节（奥地利），亚洲艺术节（中国香港），亚洲现代音乐节（日本横滨）等重要国际音乐节，并获中国唱片奖作曲比赛交响乐第二名（1986年）、第二届山东艺术节作曲一等奖（1989年）、首届上海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1992年）、首届宝钢高雅艺术优秀成果奖（1994年）、金鸡奖最佳电影音乐提名奖（1996年）、纪念孙中山先生诞生一百三十周年交响乐作品征集评奖第一名（1996年）、联邦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研究奖金（1990年）、美国亚洲文化理事会(ACC)研究奖金及美国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CSCC)研究奖金（均为1995年）、文化部区永熙优秀教育奖（2002）、第十届全国音乐作品（交响音乐）比赛一等奖（2004），并入选“二十世纪华人音乐经典”（2004）等荣誉。曾在德、奥、瑞士、澳大利亚、美国的二十余所大学及音乐学院举办学术讲座。\n担任评委\n曾担任多届亚洲音乐节、上海国际广播音乐节、台湾莫扎特钢琴协奏曲比赛（1999）、台湾文建会民族音乐创作比赛（2002）、首届及第二届上海国际青年钢琴比赛（2001及2003）、第四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青少年钢琴比赛（2002）、第二届国际-E-钢琴比赛（美国，2004）等重大赛事国际评委会委员。曾获国家人事部授予的“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2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1993年）。\n人物传记\n其传略已被收入《中华人物大典》、《中国高等教育专家名典》、《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新中国留学归国学人大辞典》及英国新版《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编辑的《世界名人录》、《二十世纪杰出人士》、《二十世纪杰出音乐家2000人》，《国际音乐名人录》及美国国际传记中心编辑的《国际杰出学者》等辞书。 人物简介：<br/>　杨立青（1942～2013.06.10），男，四川渠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著名作曲家、钢琴家、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上海音乐学院原院长。杨立青先后在沈阳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和德国汉诺威音乐学院攻读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位，曾任奥地利莫扎特音乐学院客座教授、美国康奈尔大学驻校访问教授等。长期从事现代作曲技法、管弦乐配器技法的研究，撰写了《梅西安作曲技法初探》等重要著作；创作了声乐套曲《唐诗四首》、交响叙事曲《乌江恨》等作品。<br/>曾兼任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暨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和对外联络委员会委员、中国艺术教育促进会副会长、上海市文联委员、上海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上海现代音乐学会会长、上海市第3届学位委员会委员，上海欧美同学会常务理事暨文化艺术分会会长东亚细亚作曲家联会副主席、新加坡国立音乐学院顾问及新加坡华乐团艺术咨询团成员等职。<br/> 所获荣誉：<br/>由包括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在内的中外音乐表演团体多次公演于国内、港、台地区及美、英、法、德、奥、日、韩、新加坡等国。<br/>参与汉诺威新音乐节(德国)，里昂现代音乐节(法国)，亚洲音乐节(香港)，亚洲现代音乐节(日本横滨)等重要国际音乐节。<br/>并获中国唱片奖作曲比赛交响乐第二名(1986年)、第二届山东艺术节作曲一等奖(1989年)、首届上海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1992年)、首届宝钢高雅艺术优秀成果奖(1994年)、金鸡奖最佳电影音乐提名奖(1996年)、联邦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研究奖金(1990年)、美国亚洲文化理事会(ACC)研究奖金及美国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CSCC)研究奖金(均为1995年)等荣誉。<br/>曾在德国、奥地利、瑞士、澳大利亚、美国德二十余所大学及音乐学院举办学术讲座。<br/>曾获国家人事部授予德“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2年)。<br/>获《中华人物大典》、《中国高等教育专家名典》、《世界华人文学艺术届名人录》、《新中国留学归国学人大辞典》及英国新版《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编辑的《世界名人录》、《二十世纪杰出人士》、《国际音乐名人录》及美国国际传记中心编辑的《国际杰出学者》等辞书<br/> 代表作品：杨立青多年来从事音乐创作及现代作曲技法、管弦乐配器技法的研究。 <br/>论著有<br/>《梅西安作曲技法初探》、《管弦乐配器风格的历史演变概述》、《管弦乐配器法教程》、《西方后现代主义音乐思潮简述》等。 <br/>主要作品<br/>有声乐套曲《唐诗四首》、《洛尔迦诗三首》、交响叙事曲《乌江恨》、管弦乐《忆》、《节日序曲》、<br/>交响舞剧《无字碑》(与陆培合作)、二胡与乐队《悲歌》、《荒漠暮色》、电影《红樱桃》音乐、五重奏《思》等，由包括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中国爱乐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上海乐团，上海广播交响乐团，上海音乐学院管弦乐队，中国音乐学院华夏乐团及联邦德国汉诺威新音乐团，西南德广播交响乐团，(德国)匈牙利爱乐交响乐团，挪威斯特万格交响乐团、墨西哥国家交响乐团、日本名古屋交响乐团，神奈川爱乐交响乐团，新加坡国家交响乐团，韩国汉城爱乐交响乐团，香港中乐团在内的中外音乐表演团体多次公演于国内，港，台地区及美，英，法，德，奥，挪威，墨西哥、日，韩，新加坡等国，入选汉诺威新音乐节(德国)，里昂现代音乐节(法国)，阿斯派克特现代音乐节(奥地利)，亚洲艺术节(香港)，亚洲现代音乐节(日本横滨)等重要国际音乐节，并获中国唱片奖作曲比赛交响乐第二名(1986年)、第二届山东艺术节作曲一等奖(1989年)、首届上海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1992年)、首届宝钢高雅艺术优秀成果奖(1994年)、金鸡奖最佳电影音乐提名奖(1996年)、纪念孙中山先生诞生一百三十周年交响乐作品征集评奖第一名(1996年)、联邦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研究奖金(1990年)、美国亚洲文化理事会(ACC)研究奖金及美国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CSCC)研究奖金(均为1995年)、文化部区永熙优秀教育奖(2002)、第十届全国音乐作品(交响音乐)比赛一等奖(2004)，并入选“二十世纪华人音乐经典”(2004)等荣誉。曾在德、奥、瑞士、澳大利亚、美国的二十余所大学及音乐学院举办学术讲座。<br/>音乐作品目录<br/> 人物观点：看待当代音乐民族化<br/> 杨立青用我今天的观点来看，民族风格的认识，倘若某部音乐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或“地方色彩”，固然是十分可喜，但不是我们必须刻意去追求的，也不是不可或缺的。相比之下，作品的个性，对于作曲家来说要更为重要。只有民族性，是远远不够的。我记得里盖蒂曾说过，“莫索尔斯基、亚纳切克、艾夫斯之所以伟大，并不仅因为他们是俄国的、捷克的，或美国的作曲家，而首先因为他们是莫索尔斯基、亚纳切克和艾夫斯”。我觉得，任何“民族风格”都是历史地形成的，它受到政治、经济、社会、地理、语言、气候等多种因素影响，这些因素都是处于变化之中，风格的确立是相对的，风格的游离倒是绝对的。比如说，我们总不能因为生活在今天高科技时代的上海，生活风俗和语言习惯都远远不同于刚开埠时候的上海人，就去指责当代上海人丢失了他们的“传统”与“风格”。<br/> 作为一个现代作曲家，要真实地反映、表达他对自己跻身于其中的时代。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和体验，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这种风格必然是属于他所生存的那个时代。但这并不妨碍他按照自己的方式去使用传统的技法。就像新古典主义者，新巴洛克主义者，他们高喊“回到巴赫去”，其实他们从来没有按照纯粹的巴赫风格来写赋格曲。所以，没有人会把欣德米特的《调性游戏》听成巴赫的《十二平均律》，也不会有人把施尼特凯的《大协奏曲》当成维瓦尔第的曲子。<br/>看待西方新音乐和国内新音乐的发展趋势<br/> 西方新音乐，也有叫“现代派”“先锋派”，主要在欧美国家出现，它的出现和个性解放有关系，新音乐寻求新的发音体和乐器，在音乐语言上力求新鲜感和个性化，这样新音乐驱使西方作曲家的技术手段和水平发展很快。追求个性当然是对的，但也容易走极端，往往会忽视思想内容，忽视情感表达，有的西方作曲家干脆说，音乐是不能表现任何除音乐本身之外的任何东西的，结果变成了一系列新奇音响的堆砌。这种观点，在中国大概很少有人能接受吧!<br/> 这些“新音乐”究竟是不是能在历史上站得住脚，只有等时间来验证了。当初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在1914年首演的时候，观众的反应是嘲骂、哗然大笑和哨声。但最近听到一次实况转播中，同一作品却得到了长达数分钟的掌声和欢呼，看来，人的听觉也是在“发展”的。在德国，年青人喜欢流行音乐，老年人听古典浪漫派，但斯特拉文斯基、巴托克、欣德米特也还是有相当的市场。但对于当代新音乐，像斯托克豪森、里盖蒂、潘德列茨基等等，绝大数人并不理解，更谈不上喜欢，但表现出一种耐心和谅解的态度，在音乐会上也已经能听到稀稀落落的掌声了。<br/> 在国内，当代新音乐的发展也不容乐观，这是必然的，我们的这种实验音乐会出现很多噪音，在我们看来那是结构上的需要，力度上的需要，也是音色多样性的考虑，但对于受众来说，大部分都是噪音，是挑战生理极限的，他们也许并没有耐心细致地听。首先他们就会抗拒。大部分人都是抱着娱乐的目的来听音乐的。但我们也是在不遗余力地实践、演出，像上海之春，北京国际现代音乐节，像这两年的当代音乐周，等等，都会上演大量的中国当代新音乐，还有讲座，大师课。<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