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乐》的形成，与罗浪在晋察冀根据地的一次民间音乐采集密切相关。1945年，罗浪与张非、徐曙在当地采风时，从一位绰号为“喇叭转”的唢呐艺人那里记录到一首民间吹打乐曲。这支曲调既可用较快的速度演奏，用于喜庆场合，也可放慢节奏，转化为哀婉深沉的丧葬音乐。罗浪从中感受到了一种朴素而真切的悲悯意味，随后在晋察冀军区纪念抗战胜利、祭奠死难烈士的活动中，对其重新整理和改编，逐渐形成了后来《哀乐》的基本面貌。面对烈士遗体仍保持着搏斗姿态的情景，罗浪意识到，这首音乐不应只停留在悲伤之中，还应表达对英雄功绩的追思与敬意。正是这种情感上的认识，决定了《哀乐》并非一味低回的调性，而是在沉痛之中保留了庄严、坚毅的精神力量。 《哀乐》的整体气质深沉肃穆，但它真正动人的地方，在于悲痛情绪并不是静止的，而是在旋律的推进中逐渐转化为缅怀与崇敬。罗浪将原曲较为明快的二四拍改为舒缓的四四拍，使音乐的步伐明显放慢。原本较为单一的曲调被扩展为三段式结构，情绪由低沉克制逐步向前推进，音乐层次因此更加清晰。 乐曲大部分建立在降E小调的色彩之中，旋律缓慢下行，管乐音色厚重而含蓄，仿佛将悲痛收拢在庄严的秩序之内。随着力度不断增强，音乐在全曲较强处短暂转入大调，色彩随之开阔起来。这一变化并没有削弱哀悼的分量，反而让情绪从悲痛走向坚定，使人感受到逝者虽已远去，其精神仍被铭记。在配器上，罗浪将民间吹打乐曲整理为较为完整的军乐队谱。低音乐器奠定沉稳的基础，铜管与木管共同展开旋律，使声音既具有仪式感，也保留了民间曲调原有的深情。 《哀乐》从一支北方民间吹打乐曲出发，经罗浪重新整理、扩充和配器，最终成为中国重要典礼中的代表性音乐。它没有将情感停留在哀伤本身，而是通过节拍、结构、调性和力度的变化，将悲痛引向追思，将追思升华为敬意。1949年9月30日，这首乐曲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上奏响，也由此进入国家典礼的历史记忆之中。